text:鄭政恆 
大概兩年以前，我已經看過《我在伊朗長大》(Persepolis)漫畫，一共四冊，依次序名為「面紗」、「安息日」、「捉迷藏」及「回家」。現在看動畫版，可算是溫故知新，花一個半小時，重看Marjane Satrapi由小女孩到成年的成長歷程，和她笑中有淚的自傳式故事。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所說的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故事，年紀小小的Marjane已經耳聞目睹甚至親身經歷了許多事情——追求民主，反對皇帝暴政的革命運動被血腥鎮壓；信仰共產主義的大伯流亡後又潛逃回國，終於被逮捕並且處決；兩伊戰爭，使國家滿目瘡痍。終於，伊朗的原教旨主義勢力抬頭，女性地位大大下降，社會環境日趨保守壓抑……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所反映的大時代，似乎並不單單是伊朗一國的內部情況，而是過往數十年的時代轉折——父輩追求馬列主義的美好理想，或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平等世界，可是在鎮壓後甚麼思想都一蹶不振，而年輕人則信奉無政府主義或虛無主義思想，帶著苦悶的心理從現實中抽離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與世界觀，但在小女孩Marjane的心中，形形色色的思想都不能滿足她，時代不同了，信念被拋卻，如她所說，我們渴求快樂，但只感到更不自由。
Marjane的父親說，民族主義與宗教思想最能鼓動人心，放諸世界也不無道理，在香港則是名目變改，換湯不換藥，消費主義與自由經濟一如拜物教教義，為人所信奉。在消費主義社會中，直接的身體感受及快樂至上的官能滿足永不飽饜，享樂主體的快感和失落感旋起旋滅，個體自由受到肉身重重限制，精神依向失落空白一片，是故現代人多為抑鬱折磨。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中的小人物Marjane，當然自有生存的法則，或是追求愛情的慰藉，或是回歸父母的懷抱，或是在婚姻關係中安身立命，或是在書本學業求知的過程中充實自己。Marjane一一經歷了，但大多失望而回，最後，她再一次出國，移民法國。
目前世界原教旨主義／基要主義抬頭，宣揚簡單化及平面化的宗教及道德規條，而消費主義與自由經濟也進一步推展非理性而過量的買賣交易。Marjane Satrapi在片末緬懷祖輩，又透過藝術創意憶述一己身世，展現出大時代中的另類思維。無疑，傳統帶來了生活的智慧，經歷帶來了創作的能量。《我在伊朗長大》的動人之處正在於傳統視野和個人經歷的化學作用，當然還有真誠的訴說，以及幽默感的中和了。

文╱鄭依依(明報)
雜誌計劃，十二月中旬即將公布，但坊間已有消息，將有新雜誌的冒起——由詩人崑南主張、葉 輝與關夢南主編的小說雙月刊
《小說風》，及文學團體紅紅綠的自資月刊《月台》初次申請撥款，亦皆獲批；而過去兩年做得有聲有色的《字花》，仍繼續獲得資助；而亦有消息指，另有現有文學雜誌將不續獲資助，但尚未有正式通告，主編們仍抱希望。
然而，由於藝發局在資助金額幾若不變，源於新一輪的資助，究竟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洗牌，或是開創蓬勃的榮景？單憑固定總金額的資助，怎能在面對愈益開放的資助申請時、避免各雜誌的此消彼長？而聲聲要發展創意產業的政府，在社會經濟好轉時仍沒擴大對整體的支持，怎叫只握有限資源的藝發局，不至落入一邊批款，一邊被申請人抱怨的尷尬局面？
在是次撥款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應是《小說風》的推出。雖未收到確實的通知，但根據葉輝向藝發局提出的七十多萬元撥款申請計劃，這是一份強調小說與報道文學的文學雜誌，大三十二開的開度，每期約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頁，基本字數八萬至九萬字，若稿源豐富充實，甚至可擴充至十萬字。
開拓沉靜的小說及報道文學之地而《小說風》所納的，據葉輝介紹，只要寫得好的小說，不論名目，都是收錄目標： 「不只限於純文學小說，還期望收有偵探、科幻以至愛情小說。」有娛讀趣味、為大眾讀者所喜但甚少本地作家所寫的類型小說，之所以亦為雜誌說明的收錄小說類型，源於近年本地文壇的經驗。
「過去數年的文學雙年獎得主，由四年前小說獎得主原來多寫詩的王良和、年輕作家王貽興、上屆韓麗珠和謝曉虹，以及是屆的陳汗，反映了一個現象：若非年輕作者，便都不是寫小說的，然而他們都引起注目。」《小說風》編委認為，資深的作家寫小說寫得久了，便傾向以後設等方法論的技法寫作，然而這樣一來，只得有文學背景的人才讀得明白，容易使小說成為只印數百本、只內部傳閱的，意義不大。「其實，每個人都有故事，只要有一定的文字修養，怎去講故事不重要。」因此，雜誌希望做到開拓不同類型的作者與讀者，掘出未知的文學空間，包括娛樂的功能。節譯外國文學，亦是方法之一。
此外，向為本地忽視的報道文學，亦是《小說風》的強調重點。長年任職報界，葉輝亦認為文學可以更為扣緊社會，許多時事議題，如今年的保育社會運動，文學雜誌應可更緊貼社會脈搏，與之互動，使文學走入新聞事件中，也可以是從時事裏將讀者拉進文學。《小說風》的編輯方針，還包括引導非專業文學讀者欣賞作品，會邀請民間的文學評論好手，為雜誌內的小說撰寫導讀的千字短文，讓讀者印證印象，同時也使得該小說作者可以得到書評回應。
消息稱，《小說風》將獲申請的金額一半的資助。如是，雜誌將由計劃的月刊形式，改作雙月刊。
還是有自強的準備
此外，由年輕作家可洛、麥樹堅等人編輯的雜誌《月台》，過去一年堅持以自資手作方式出版，原已完成編委初始的自我承諾。但在虧蝕了近萬元後，《月台》希望在新階段有多一些資源作新的嘗試，因此向藝發局申請了三十萬元的撥款。據估計，或將獲得十五萬元的資助。
新的嘗試包括在內容上，可以做分量較重的專題與欄目，譬如香港文學回顧與發展的訪問專輯，或約請作家與創作單位的訪問，並計劃開設學生投稿園地——然而這已決定了每期一萬至二萬元的印刷加稿費了，《月台》編輯事實上仍只能以兼職形式出版，而且由於工作量重，或將從月刊改作雙月刊。
此外，資助讓文學雜誌可以肩負更重要的責任：除了可以支付作者過去《月台》無法負擔的稿費外，還可處理更大的印數與發行。由於手作的關係，過去《月台》每期只製作和發售一百冊雖有靈活的好處，卻因量少而不易為讀者接觸得到。但若受益於資助，在印量上起碼可印一千本以上，「起碼可以放在圖書館內，」可洛正色說： 「推廣原是編者對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；但若只印一百份，也許作者放在自己的網誌內，可接觸更多的讀者，但這情很不理想。」在得到資助後，《月台》將放更多精力於市場推廣上，期望進入大小書店，對於編輯來說， 「也算是辦一份雜誌的行政訓練吧」。
有此想法，是因為可洛認為，資助始終只是一塊踏腳石，終有完結的一天，不論這天是遠或近。故此目標不宜放在藝發局這有限的資助金額上。故此，《月台》將開始徵訂，而售價亦會從原來的二十元正調至二十四元。
事實上，藝術局可容文學雜誌申請資助的總金額，每年維持在一百七十至二百萬元範圍內，當批予的雜誌量增加，每份雜誌可獲的資助份額可能便因而稍減。《字花》已獲批兩年的撥款，今年傳聞仍獲支持，但金額即比去年的五十三萬（最高的一次資助額）較少。
有市場，亦需扶掖《字花》編輯之一袁兆昌表示，由於雜誌重文學與設計結合，使用進口紙材，《字花》成本相對較高。加上必有的稿費每期最高約四萬五千元、印刷費三萬五千元，每期基本開支已達八萬；而去年申請聘請全職員工而獲批，大力協助了編輯的處理行政工作，促進了雜誌的推廣。然而基於藝發局「愈暢銷資助愈少」的原則，突破了文學雜誌只可銷售三百本左右的一般行情、最高賣出逾千本的《字花》，來年可獲的資助將會稍減。
但《字花》在爭取資助的態度上，一如其編輯方向的進取：鄧小樺指出，《字花》在爭取資助時，明確表示《字花》不可聽憑資助金額任由宰割，必須有四十五萬元的一定標準才可出版。而純文學在社會的存在有其必要有的位置，這可證之於剛出院校的主流傳媒記者願意報道和推廣《字花》的出版和活動，以及在初中學生亦愛好閱讀如《天工開物．栩栩如真》的嚴肅文學作品，說明《字花》並非沒有市場的需求。
故袁兆昌認為，在現在藝發局資助機制下，長期在一定資助額下「分餅仔」，不免帶來此消彼長的可能，在《字花》而言，資助削減不免提早了加價壓力的來臨：然而現時二十九元的價格已處於瓶頸位置，稍提高價格亦可能令銷量下降。
而在政府稅收已有增加的社會條件下，葉輝提出除了增加資助總額、改善讓人不清楚仍批款標準的金錢資助機制外，藝發局亦應另有他法改善文學雜誌的生存環境，譬如支持二樓書店，鼓勵售賣文學作品，改善文學作品的發行網絡，「渠塞掉了應該貫通才對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