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大：http://www.rrgreen.com/images/55mingpao.jpg

文：可洛

如果二十年前你告訴我，有許多人把別人的上床照收集起來，並免費複印給陌生人，我一定以為你瘋了。正如《200萬奪命奇案》(No Country For Old Men)中一位警長慨嘆說「廿年前你話我知有後生仔染綠個頭，我打死都唔信」，世界瞬息萬變，正義、道德和法律都無法追上，有時我們覺得已被上帝遺棄，或是祂已經過時了。電影帶領我們回到1980年，美國南部的荒野上，毒品交易買賣雙方爭執動武，兩敗俱傷，男主角Moss意外撿到二百萬美元現金，現場一個槍傷男人向他要水，但他不顧而去了。夜裡他忘不了那個人，便帶著清水回到現場，卻被前去取回毒品的墨西哥人追殺，他好不容易逃過了，但留下來的車子卻成為變態殺手卓安東的線索，為了奪回二百萬對他窮追不捨。

Moss 和卓安東兩個角色，一忠一奸，對比分明，結局也迥然不同。Moss除了最初的貪念以外，再沒有做過傷害他人的事，卻因一時的同情心，意外捲入無休無止的殺 戮裡。卓安東卻不同，電影一開始，便透過警長的旁白介紹他：一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狂，即使明知自己死後十五分鐘便落到地獄，還是要大開殺戒。在追殺Moss 的路途上，他利用壓縮氣體當槍彈，遇人殺人，遇佛殺佛，就連在公路上停車幫他汽車充電的好心雞農也不能倖免。

卓安東看似瘋狂，卻有自己的原則，例如擲銀打賭公字輸了後，便放過小店的老闆。他幹掉大老闆派來阻止自己的威辛格前，問他說「如果你的原則令你有咁的結局(死)，那些原則還有咩用」。同情、憐憫、公義在這世代一無是處，警長雖然經驗老到，但一直猜不透卓安東用的是什麼武器(其實是壓縮氣體)，更沒有能力阻止他。Moss沒有傷害路上幫助他的任何人，重傷時想跟路人買件襯衫，卻遇到三個不懷好意、斤斤計較的年輕人。最後卓安東還是找到他，把他殺了。好人無好報，上帝的原則管用嗎？祂安排一輛汽車，撞上卓安樂的車子，他蹣跚下車，身受重傷，手骨都露出來了，卻面不改容。這時他遇到兩個孩子，想要買下他們的襯衣，孩子不好意思收錢，要送他。壞人大難不死，還偶遇天使，上帝的原則是什麼？

警長沒法將卓安東繩之於法，心灰意冷，退休前先去探望老朋友，那是一個中槍瘸腿的前副警長。警長為他沖杯咖啡，一邊說「從前以為自己老左，上帝會叫日子變得更好，但唔係。我唔係怪佢」，前副警長安慰他「你唔會知佢諗乜野」。

電影的結局叫人費解，散場時我聽到不少埋怨的聲音。警長退休了，無所事事，連做過的夢都記得清楚。兩個夢都跟他的父親有關，第一個夢父親給了他一筆錢，他卻不見了；第二個夢裡，兩人騎著馬走在荒野，父親手 裡握著火角(古人在動物的角裡盛油點火)走在前頭，為他引路。這兩個夢並不易解，但要是我們記起電影開首警長引述卓安東的話，便會發現上帝的原則超越我們 現世的正義和道德邏輯。上帝創造世界和我們以後，便預見世事的敗壞，祂的審判並不在這現世實現，而是死後；卓安東死後不夠十五分鐘便下到地獄，這是說上帝 在現世無份嗎？祂是交疊著手看我們自生自滅的？沒有，相反地祂給予我們每人貴重的禮物(這是警長夢中的一筆錢，對他來說是對公義的追求，祂給你的是什 麼)，只是我們在世上把這些寶貴的都遺落了，但祂不會氣餒，仍一直引領我們，就像警長的父親握著火角帶路，走到遠處便化成漆黑荒野上的一點亮光。

text:鄭政恆 

大概兩年以前，我已經看過《我在伊朗長大》(Persepolis)漫畫，一共四冊，依次序名為「面紗」、「安息日」、「捉迷藏」及「回家」。現在看動畫版，可算是溫故知新，花一個半小時，重看Marjane Satrapi由小女孩到成年的成長歷程，和她笑中有淚的自傳式故事。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所說的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故事，年紀小小的Marjane已經耳聞目睹甚至親身經歷了許多事情——追求民主，反對皇帝暴政的革命運動被血腥鎮壓；信仰共產主義的大伯流亡後又潛逃回國，終於被逮捕並且處決；兩伊戰爭，使國家滿目瘡痍。終於，伊朗的原教旨主義勢力抬頭，女性地位大大下降，社會環境日趨保守壓抑……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所反映的大時代，似乎並不單單是伊朗一國的內部情況，而是過往數十年的時代轉折——父輩追求馬列主義的美好理想，或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平等世界，可是在鎮壓後甚麼思想都一蹶不振，而年輕人則信奉無政府主義或虛無主義思想，帶著苦悶的心理從現實中抽離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與世界觀，但在小女孩Marjane的心中，形形色色的思想都不能滿足她，時代不同了，信念被拋卻，如她所說，我們渴求快樂，但只感到更不自由。

Marjane的父親說，民族主義與宗教思想最能鼓動人心，放諸世界也不無道理，在香港則是名目變改，換湯不換藥，消費主義與自由經濟一如拜物教教義，為人所信奉。在消費主義社會中，直接的身體感受及快樂至上的官能滿足永不飽饜，享樂主體的快感和失落感旋起旋滅，個體自由受到肉身重重限制，精神依向失落空白一片，是故現代人多為抑鬱折磨。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中的小人物Marjane，當然自有生存的法則，或是追求愛情的慰藉，或是回歸父母的懷抱，或是在婚姻關係中安身立命，或是在書本學業求知的過程中充實自己。Marjane一一經歷了，但大多失望而回，最後，她再一次出國，移民法國。

目前世界原教旨主義／基要主義抬頭，宣揚簡單化及平面化的宗教及道德規條，而消費主義與自由經濟也進一步推展非理性而過量的買賣交易。Marjane Satrapi在片末緬懷祖輩，又透過藝術創意憶述一己身世，展現出大時代中的另類思維。無疑，傳統帶來了生活的智慧，經歷帶來了創作的能量。《我在伊朗長大》的動人之處正在於傳統視野和個人經歷的化學作用，當然還有真誠的訴說，以及幽默感的中和了。

文╱鄭依依(明報)

雜誌計劃，十二月中旬即將公布，但坊間已有消息，將有新雜誌的冒起——由詩人崑南主張、葉 輝與關夢南主編的小說雙月刊

《小說風》，及文學團體紅紅綠的自資月刊《月台》初次申請撥款，亦皆獲批；而過去兩年做得有聲有色的《字花》，仍繼續獲得資助；而亦有消息指，另有現有文學雜誌將不續獲資助，但尚未有正式通告，主編們仍抱希望。

然而，由於藝發局在資助金額幾若不變，源於新一輪的資助，究竟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洗牌，或是開創蓬勃的榮景？單憑固定總金額的資助，怎能在面對愈益開放的資助申請時、避免各雜誌的此消彼長？而聲聲要發展創意產業的政府，在社會經濟好轉時仍沒擴大對整體的支持，怎叫只握有限資源的藝發局，不至落入一邊批款，一邊被申請人抱怨的尷尬局面？

在是次撥款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應是《小說風》的推出。雖未收到確實的通知，但根據葉輝向藝發局提出的七十多萬元撥款申請計劃，這是一份強調小說與報道文學的文學雜誌，大三十二開的開度，每期約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頁，基本字數八萬至九萬字，若稿源豐富充實，甚至可擴充至十萬字。

開拓沉靜的小說及報道文學之地而《小說風》所納的，據葉輝介紹，只要寫得好的小說，不論名目，都是收錄目標： 「不只限於純文學小說，還期望收有偵探、科幻以至愛情小說。」有娛讀趣味、為大眾讀者所喜但甚少本地作家所寫的類型小說，之所以亦為雜誌說明的收錄小說類型，源於近年本地文壇的經驗。

「過去數年的文學雙年獎得主，由四年前小說獎得主原來多寫詩的王良和、年輕作家王貽興、上屆韓麗珠和謝曉虹，以及是屆的陳汗，反映了一個現象：若非年輕作者，便都不是寫小說的，然而他們都引起注目。」《小說風》編委認為，資深的作家寫小說寫得久了，便傾向以後設等方法論的技法寫作，然而這樣一來，只得有文學背景的人才讀得明白，容易使小說成為只印數百本、只內部傳閱的，意義不大。「其實，每個人都有故事，只要有一定的文字修養，怎去講故事不重要。」因此，雜誌希望做到開拓不同類型的作者與讀者，掘出未知的文學空間，包括娛樂的功能。節譯外國文學，亦是方法之一。

此外，向為本地忽視的報道文學，亦是《小說風》的強調重點。長年任職報界，葉輝亦認為文學可以更為扣緊社會，許多時事議題，如今年的保育社會運動，文學雜誌應可更緊貼社會脈搏，與之互動，使文學走入新聞事件中，也可以是從時事裏將讀者拉進文學。《小說風》的編輯方針，還包括引導非專業文學讀者欣賞作品，會邀請民間的文學評論好手，為雜誌內的小說撰寫導讀的千字短文，讓讀者印證印象，同時也使得該小說作者可以得到書評回應。

消息稱，《小說風》將獲申請的金額一半的資助。如是，雜誌將由計劃的月刊形式，改作雙月刊。

還是有自強的準備

此外，由年輕作家可洛、麥樹堅等人編輯的雜誌《月台》，過去一年堅持以自資手作方式出版，原已完成編委初始的自我承諾。但在虧蝕了近萬元後，《月台》希望在新階段有多一些資源作新的嘗試，因此向藝發局申請了三十萬元的撥款。據估計，或將獲得十五萬元的資助。

新的嘗試包括在內容上，可以做分量較重的專題與欄目，譬如香港文學回顧與發展的訪問專輯，或約請作家與創作單位的訪問，並計劃開設學生投稿園地——然而這已決定了每期一萬至二萬元的印刷加稿費了，《月台》編輯事實上仍只能以兼職形式出版，而且由於工作量重，或將從月刊改作雙月刊。

此外，資助讓文學雜誌可以肩負更重要的責任：除了可以支付作者過去《月台》無法負擔的稿費外，還可處理更大的印數與發行。由於手作的關係，過去《月台》每期只製作和發售一百冊雖有靈活的好處，卻因量少而不易為讀者接觸得到。但若受益於資助，在印量上起碼可印一千本以上，「起碼可以放在圖書館內，」可洛正色說： 「推廣原是編者對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；但若只印一百份，也許作者放在自己的網誌內，可接觸更多的讀者，但這情很不理想。」在得到資助後，《月台》將放更多精力於市場推廣上，期望進入大小書店，對於編輯來說， 「也算是辦一份雜誌的行政訓練吧」。

有此想法，是因為可洛認為，資助始終只是一塊踏腳石，終有完結的一天，不論這天是遠或近。故此目標不宜放在藝發局這有限的資助金額上。故此，《月台》將開始徵訂，而售價亦會從原來的二十元正調至二十四元。

事實上，藝術局可容文學雜誌申請資助的總金額，每年維持在一百七十至二百萬元範圍內，當批予的雜誌量增加，每份雜誌可獲的資助份額可能便因而稍減。《字花》已獲批兩年的撥款，今年傳聞仍獲支持，但金額即比去年的五十三萬（最高的一次資助額）較少。

有市場，亦需扶掖《字花》編輯之一袁兆昌表示，由於雜誌重文學與設計結合，使用進口紙材，《字花》成本相對較高。加上必有的稿費每期最高約四萬五千元、印刷費三萬五千元，每期基本開支已達八萬；而去年申請聘請全職員工而獲批，大力協助了編輯的處理行政工作，促進了雜誌的推廣。然而基於藝發局「愈暢銷資助愈少」的原則，突破了文學雜誌只可銷售三百本左右的一般行情、最高賣出逾千本的《字花》，來年可獲的資助將會稍減。

但《字花》在爭取資助的態度上，一如其編輯方向的進取：鄧小樺指出，《字花》在爭取資助時，明確表示《字花》不可聽憑資助金額任由宰割，必須有四十五萬元的一定標準才可出版。而純文學在社會的存在有其必要有的位置，這可證之於剛出院校的主流傳媒記者願意報道和推廣《字花》的出版和活動，以及在初中學生亦愛好閱讀如《天工開物．栩栩如真》的嚴肅文學作品，說明《字花》並非沒有市場的需求。

故袁兆昌認為，在現在藝發局資助機制下，長期在一定資助額下「分餅仔」，不免帶來此消彼長的可能，在《字花》而言，資助削減不免提早了加價壓力的來臨：然而現時二十九元的價格已處於瓶頸位置，稍提高價格亦可能令銷量下降。

而在政府稅收已有增加的社會條件下，葉輝提出除了增加資助總額、改善讓人不清楚仍批款標準的金錢資助機制外，藝發局亦應另有他法改善文學雜誌的生存環境，譬如支持二樓書店，鼓勵售賣文學作品，改善文學作品的發行網絡，「渠塞掉了應該貫通才對」。

text：鄭政恆 

救贖需要來自內在，不是因為現實特別美麗或具有意義，而是因為我們必需具有一個理由才會繼續活下去，即使是在這個殘酷、陰霾的城市。
——李滄東(《密陽》導演)
「密陽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」申愛和她的弟弟問了同一個問題。那你呢，看完了電影，你會怎樣回答呢。對。是我在問。

密陽，祕密的陽光。喪夫的申愛帶著她的兒子從首爾來到密陽，希望重新活過，一切重新開始。她慢慢地融入了社區，開展新的工作，新的事業。就在此時，她的兒子給綁架，慘遭撕票。凶手雖然找到了，但申愛無法擺脫悲痛。後來，申愛從教會聚會中得到平安和喜樂，逐漸平復過來，更決心寬恕凶手，主動去探望他。她才驚覺凶手信了上帝，成了一名蒙恩赦罪的基督徒。申愛受不了打擊，決意背叛上帝。

到底，密陽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？它只是一個普通平凡的鄉鎮。然而，有心的人又從一個小城看見一個世界。

按道理說，電影中的申愛並不是甚麼信徒，從一開始到最後，她都一無所信，在教會她感到喜悅，又感到喪子之痛可以淡淡流逝，在群體之中感受慰藉。她的朋友宗燦也是一樣，他是為了追求她才上教會，後來習慣了，感覺良好，就成了教徒。可能，真正的信徒要算上那個惡貫滿盈的囚犯，雖然我們對他所知並不多。

後來，申愛挑戰上帝，每做一件壞事都喃喃向天詢望：「你在看嗎？你在看嗎？」我們是明白的，我們時時刻刻都想到正義的問題——為甚麼不幸臨到我身上？為甚麼會有人這樣對我？為甚麼會有人要陷我於絕境？這公平嗎？然而，更難回答的是——正義是甚麼？向他報復嗎？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嗎？這又公平嗎？為甚麼好人要死？壞人在暗角裡偷笑？還過得舒坦無恙。想下去，只會令人生氣。

上帝回答說寬恕，但作為人的我們做不到，我們巴不得親手了斷，至少看到仇人留淚痛哭跪地求饒。如此反映了一個事實，我們相信自己比他人更正義。

電影的尾聲，申愛離開精神病院的一天，她要去剪髮，又在理髮店重遇殺子仇人的女兒。剪髮中途，申愛站起來，離開理髮店，後來回到家裡，拿起剪刀，找一把椅子，親自動手剪髮。

對。我真的很欣賞電影的結尾，雖然有人會嫌它抽象了一點。當申愛重遇仇人的女兒，正好表示人間現實的種種不幸，帶來了——痛苦，哀愁，憤怒，怨憎，惱恨，煩憂。這些佔去了人生的一部分；申愛動手剪髮則代表了人的努力，反抗，改變和挽回。這些也佔去了人生的一部分。最後，電影拍攝申愛動手剪下的幾絡輕盈的頭髮，隨風翻捲，略過淺洼上的密陽，祕密的光。而密陽，可能就是電影中多番提到的上帝的旨意，內在的隱秘，那不動聲色的旁觀者。還有呢，還有就是溫煦的微笑。

新增伙伴書店：序言書室

地址︰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(銀行中心Body Shop對面)
電話︰2395 0031
電郵︰info@hkreaders.com
營業時間︰中午12時至半夜12時

text: 呂永佳 

《色．戒》裡的「色」、「戒」二字，堪可玩味，色若聯繫「性」，則表現那種一時的、急速的、表面的官能快感；「戒」一方面指向「戒指」，盛載著天真浪漫的永恒幻想，在另一方面卻以一種「戒嚴」、「戒備」的姿態，衝進兩位主角易默成和王佳芝(或俗人)的心中。

《色．戒》中的人性和情慾關係都是融入於這組矛盾又相合的心理關係裡。長期處於恐懼狀態中的易先生，只有在變態激烈的性愛裡尋找自己；王佳芝對鄺裕民的愛情，直像鄺裕民的愛國情緒，彷彿失心般的在城市裡亂衝亂撞，然而在迷失的時刻，自我在性愛過程中浮現出來，與時代的形勢造成尖銳矛盾，真情假意，竟不自控的向眼前的易先生唱一曲「天涯歌女」，這竟又成為一段又一段憾人心扉的招魂曲。他們在短暫偷情的性愛裡找到了永恒，在悠長的現實世界裡卻是惡夢連連。張愛玲筆下那種宿命愛情關係，在《色．戒》中有了相當精彩的演繹。

《色，戒》中的兩個主角刻劃得相當立體細緻。相對於原著，易先生的「血肉」性大增，彷彿拿走那冷漠的漢奸臉譜，便看到他那一張血肉模糊、扭曲的真實臉容；電影裡的王佳芝加入特務行列，最大的力量在於她對於鄺裕民的鍾情。這種鍾情把她推擠至激烈的抗日愛國情緒當中。但後來她卻糊里糊塗地失身於梁潤生，鍾情付出了代價，她一步一步陷入虛無的深淵–她的存在價值就慢慢變得只餘下那份對易先生的虛偽假意。看到粉紅色的鑽戒，她一下子動了真情，三輪車上風車轉轉，她便彷彿像風一樣，吹到甚麼地方都可以了–真正的自己回來了。

然而張愛玲之所以在文壇上獨樹一織，我們實在不得不注意她關注的是「淪陷區」的市民生活。且先看她的散文〈燼餘錄〉的一小段：「房子可以炸掉，錢轉眼可以變成廢紙，人可以死，自己更是朝不保暮。像唐詩上的『悽悽去親愛，泛泛入烟霧』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掛的虛空和絕望。人們受不了這個，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，因而結婚了。」[1]淪陷的意義，在於極速以致扭曲的變化，加上死亡過大的陰影威嚇。戰爭的恐怖與虛空，有些人會像易太太般，只敢在俗事上花心思。在戰爭的陰霾裡，麻雀和物質的意義在於：可以不求甚解、可以活得快活一點、可以找著一點東西，而不至於被虛空吞噬；有些人像王佳芝等，希望找到自己的生存意義。真愛永恒即使在粉紅色鑽戒裡，只是在萬分之一秒裡閃出身影、即使深知這是一場無望的幻覺，她都巴不得用自己的生命作注、倒進去–行刑的時候，他們面向著無底深淵。

所以原著裡最精彩的地方是說一段淪陷的愛情，而淪陷的特質在於，愛情一旦出現，便告淪陷。張愛玲寫王佳芝動心的一段是這樣寫的：「他的側影迎著檯燈，目光下視，睫毛像米色的蛾翅，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，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。 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，她突然想，心下轟然一聲，若有所失。」[2]接著便是一聲喪失理智的「快走」，戰爭之中，人們來不及細想，也想不了。

張愛玲強調的是一種閃現的真情，一種幾乎彷如誤落流星般的動情感，而流星的火光，在於這動情之後的餘韻：後悔、惘然，還有人世的不可理喻。然而這些彷彿都不重要了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如要表現這一種來不及細想的生命的倉卒，兩個多小時的電影，則顯得太長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的最後一鏡，叫人動容。易先生在王佳芝的房間裡緬懷愛情落空–不單是愛情，還有自我和信任；雪白的床單與自己的黑色的影子參差對照–黑白分明還是連在一起呢？床上的皺摺，彷彿告訴你，痕跡是存在的。那麼那是回憶的自慰，還是悔恨的疤痕呢？在上海這個淪陷區，彷彿都容不下了。

原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網頁

text：恒一

(本文包含大量電影、小說的情節及結局內容，未看電影、小說的朋友小心。)

　　關於《太陽照常升起》，姜文如是說：「看不懂是因為想得太多了，我十歲的女兒和老母親都能看懂，我相信中國觀眾的心裡特别明白。」然而，看罷這部奇異的電影，作為(我想他指主要是指經歷過文革的)「中國」意識和認識都單薄的香港人，而又不甘心「看不明」，難免是要想得太多，企圖找到一個解讀方法。 

《月台》１２期正式出版，港台二台「思潮作動-文明單位」主持鄧小樺訪問了《月台》編輯鄭政恆和美術總監花苑，細談《月台》不死秘密、１２期主題「灰爆」及crossover創作。

節目重溫

http://www.rthk.org.hk/rthk/radio2/89/2007091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