月台革命

05May08

上帝的原則

07Mar08

文:可洛

如果二十年前你告訴我,有許多人把別人的上床照收集起來,並免費複印給陌生人,我一定以為你瘋了。正如《200萬奪命奇案》(No Country For Old Men)中一位警長慨嘆說「廿年前你話我知有後生仔染綠個頭,我打死都唔信」,世界瞬息萬變,正義、道德和法律都無法追上,有時我們覺得已被上帝遺棄,或是祂已經過時了。電影帶領我們回到1980年,美國南部的荒野上,毒品交易買賣雙方爭執動武,兩敗俱傷,男主角Moss意外撿到二百萬美元現金,現場一個槍傷男人向他要水,但他不顧而去了。夜裡他忘不了那個人,便帶著清水回到現場,卻被前去取回毒品的墨西哥人追殺,他好不容易逃過了,但留下來的車子卻成為變態殺手卓安東的線索,為了奪回二百萬對他窮追不捨。

Moss 和卓安東兩個角色,一忠一奸,對比分明,結局也迥然不同。Moss除了最初的貪念以外,再沒有做過傷害他人的事,卻因一時的同情心,意外捲入無休無止的殺 戮裡。卓安東卻不同,電影一開始,便透過警長的旁白介紹他:一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狂,即使明知自己死後十五分鐘便落到地獄,還是要大開殺戒。在追殺Moss 的路途上,他利用壓縮氣體當槍彈,遇人殺人,遇佛殺佛,就連在公路上停車幫他汽車充電的好心雞農也不能倖免。

卓安東看似瘋狂,卻有自己的原則,例如擲銀打賭公字輸了後,便放過小店的老闆。他幹掉大老闆派來阻止自己的威辛格前,問他說「如果你的原則令你有咁的結局(死),那些原則還有咩用」。同情、憐憫、公義在這世代一無是處,警長雖然經驗老到,但一直猜不透卓安東用的是什麼武器(其實是壓縮氣體),更沒有能力阻止他。Moss沒有傷害路上幫助他的任何人,重傷時想跟路人買件襯衫,卻遇到三個不懷好意、斤斤計較的年輕人。最後卓安東還是找到他,把他殺了。好人無好報,上帝的原則管用嗎?祂安排一輛汽車,撞上卓安樂的車子,他蹣跚下車,身受重傷,手骨都露出來了,卻面不改容。這時他遇到兩個孩子,想要買下他們的襯衣,孩子不好意思收錢,要送他。壞人大難不死,還偶遇天使,上帝的原則是什麼?

警長沒法將卓安東繩之於法,心灰意冷,退休前先去探望老朋友,那是一個中槍瘸腿的前副警長。警長為他沖杯咖啡,一邊說「從前以為自己老左,上帝會叫日子變得更好,但唔係。我唔係怪佢」,前副警長安慰他「你唔會知佢諗乜野」。

電影的結局叫人費解,散場時我聽到不少埋怨的聲音。警長退休了,無所事事,連做過的夢都記得清楚。兩個夢都跟他的父親有關,第一個夢父親給了他一筆錢,他卻不見了;第二個夢裡,兩人騎著馬走在荒野,父親手 裡握著火角(古人在動物的角裡盛油點火)走在前頭,為他引路。這兩個夢並不易解,但要是我們記起電影開首警長引述卓安東的話,便會發現上帝的原則超越我們 現世的正義和道德邏輯。上帝創造世界和我們以後,便預見世事的敗壞,祂的審判並不在這現世實現,而是死後;卓安東死後不夠十五分鐘便下到地獄,這是說上帝 在現世無份嗎?祂是交疊著手看我們自生自滅的?沒有,相反地祂給予我們每人貴重的禮物(這是警長夢中的一筆錢,對他來說是對公義的追求,祂給你的是什 麼),只是我們在世上把這些寶貴的都遺落了,但祂不會氣餒,仍一直引領我們,就像警長的父親握著火角帶路,走到遠處便化成漆黑荒野上的一點亮光。

13-ad-pic.jpg

persepolis14.jpg

text:鄭政恆 

大概兩年以前,我已經看過《我在伊朗長大》(Persepolis)漫畫,一共四冊,依次序名為「面紗」、「安息日」、「捉迷藏」及「回家」。現在看動畫版,可算是溫故知新,花一個半小時,重看Marjane Satrapi由小女孩到成年的成長歷程,和她笑中有淚的自傳式故事。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所說的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故事,年紀小小的Marjane已經耳聞目睹甚至親身經歷了許多事情——追求民主,反對皇帝暴政的革命運動被血腥鎮壓;信仰共產主義的大伯流亡後又潛逃回國,終於被逮捕並且處決;兩伊戰爭,使國家滿目瘡痍。終於,伊朗的原教旨主義勢力抬頭,女性地位大大下降,社會環境日趨保守壓抑……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所反映的大時代,似乎並不單單是伊朗一國的內部情況,而是過往數十年的時代轉折——父輩追求馬列主義的美好理想,或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平等世界,可是在鎮壓後甚麼思想都一蹶不振,而年輕人則信奉無政府主義或虛無主義思想,帶著苦悶的心理從現實中抽離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與世界觀,但在小女孩Marjane的心中,形形色色的思想都不能滿足她,時代不同了,信念被拋卻,如她所說,我們渴求快樂,但只感到更不自由。

Marjane的父親說,民族主義與宗教思想最能鼓動人心,放諸世界也不無道理,在香港則是名目變改,換湯不換藥,消費主義與自由經濟一如拜物教教義,為人所信奉。在消費主義社會中,直接的身體感受及快樂至上的官能滿足永不飽饜,享樂主體的快感和失落感旋起旋滅,個體自由受到肉身重重限制,精神依向失落空白一片,是故現代人多為抑鬱折磨。

《我在伊朗長大》中的小人物Marjane,當然自有生存的法則,或是追求愛情的慰藉,或是回歸父母的懷抱,或是在婚姻關係中安身立命,或是在書本學業求知的過程中充實自己。Marjane一一經歷了,但大多失望而回,最後,她再一次出國,移民法國。

目前世界原教旨主義/基要主義抬頭,宣揚簡單化及平面化的宗教及道德規條,而消費主義與自由經濟也進一步推展非理性而過量的買賣交易。Marjane Satrapi在片末緬懷祖輩,又透過藝術創意憶述一己身世,展現出大時代中的另類思維。無疑,傳統帶來了生活的智慧,經歷帶來了創作的能量。《我在伊朗長大》的動人之處正在於傳統視野和個人經歷的化學作用,當然還有真誠的訴說,以及幽默感的中和了。

文╱鄭依依(明報)

雜誌計劃,十二月中旬即將公布,但坊間已有消息,將有新雜誌的冒起——由詩人崑南主張、葉 輝與關夢南主編的小說雙月刊

《小說風》,及文學團體紅紅綠的自資月刊《月台》初次申請撥款,亦皆獲批;而過去兩年做得有聲有色的《字花》,仍繼續獲得資助;而亦有消息指,另有現有文學雜誌將不續獲資助,但尚未有正式通告,主編們仍抱希望。

然而,由於藝發局在資助金額幾若不變,源於新一輪的資助,究竟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洗牌,或是開創蓬勃的榮景?單憑固定總金額的資助,怎能在面對愈益開放的資助申請時、避免各雜誌的此消彼長?而聲聲要發展創意產業的政府,在社會經濟好轉時仍沒擴大對整體的支持,怎叫只握有限資源的藝發局,不至落入一邊批款,一邊被申請人抱怨的尷尬局面?

在是次撥款中,最引人注目的應是《小說風》的推出。雖未收到確實的通知,但根據葉輝向藝發局提出的七十多萬元撥款申請計劃,這是一份強調小說與報道文學的文學雜誌,大三十二開的開度,每期約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頁,基本字數八萬至九萬字,若稿源豐富充實,甚至可擴充至十萬字。

開拓沉靜的小說及報道文學之地而《小說風》所納的,據葉輝介紹,只要寫得好的小說,不論名目,都是收錄目標: 「不只限於純文學小說,還期望收有偵探、科幻以至愛情小說。」有娛讀趣味、為大眾讀者所喜但甚少本地作家所寫的類型小說,之所以亦為雜誌說明的收錄小說類型,源於近年本地文壇的經驗。

「過去數年的文學雙年獎得主,由四年前小說獎得主原來多寫詩的王良和、年輕作家王貽興、上屆韓麗珠和謝曉虹,以及是屆的陳汗,反映了一個現象:若非年輕作者,便都不是寫小說的,然而他們都引起注目。」《小說風》編委認為,資深的作家寫小說寫得久了,便傾向以後設等方法論的技法寫作,然而這樣一來,只得有文學背景的人才讀得明白,容易使小說成為只印數百本、只內部傳閱的,意義不大。「其實,每個人都有故事,只要有一定的文字修養,怎去講故事不重要。」因此,雜誌希望做到開拓不同類型的作者與讀者,掘出未知的文學空間,包括娛樂的功能。節譯外國文學,亦是方法之一。

此外,向為本地忽視的報道文學,亦是《小說風》的強調重點。長年任職報界,葉輝亦認為文學可以更為扣緊社會,許多時事議題,如今年的保育社會運動,文學雜誌應可更緊貼社會脈搏,與之互動,使文學走入新聞事件中,也可以是從時事裏將讀者拉進文學。《小說風》的編輯方針,還包括引導非專業文學讀者欣賞作品,會邀請民間的文學評論好手,為雜誌內的小說撰寫導讀的千字短文,讓讀者印證印象,同時也使得該小說作者可以得到書評回應。

消息稱,《小說風》將獲申請的金額一半的資助。如是,雜誌將由計劃的月刊形式,改作雙月刊。

還是有自強的準備

此外,由年輕作家可洛、麥樹堅等人編輯的雜誌《月台》,過去一年堅持以自資手作方式出版,原已完成編委初始的自我承諾。但在虧蝕了近萬元後,《月台》希望在新階段有多一些資源作新的嘗試,因此向藝發局申請了三十萬元的撥款。據估計,或將獲得十五萬元的資助。

新的嘗試包括在內容上,可以做分量較重的專題與欄目,譬如香港文學回顧與發展的訪問專輯,或約請作家與創作單位的訪問,並計劃開設學生投稿園地——然而這已決定了每期一萬至二萬元的印刷加稿費了,《月台》編輯事實上仍只能以兼職形式出版,而且由於工作量重,或將從月刊改作雙月刊。

此外,資助讓文學雜誌可以肩負更重要的責任:除了可以支付作者過去《月台》無法負擔的稿費外,還可處理更大的印數與發行。由於手作的關係,過去《月台》每期只製作和發售一百冊雖有靈活的好處,卻因量少而不易為讀者接觸得到。但若受益於資助,在印量上起碼可印一千本以上,「起碼可以放在圖書館內,」可洛正色說: 「推廣原是編者對作者責無旁貸的任務;但若只印一百份,也許作者放在自己的網誌內,可接觸更多的讀者,但這情很不理想。」在得到資助後,《月台》將放更多精力於市場推廣上,期望進入大小書店,對於編輯來說, 「也算是辦一份雜誌的行政訓練吧」。

有此想法,是因為可洛認為,資助始終只是一塊踏腳石,終有完結的一天,不論這天是遠或近。故此目標不宜放在藝發局這有限的資助金額上。故此,《月台》將開始徵訂,而售價亦會從原來的二十元正調至二十四元。

事實上,藝術局可容文學雜誌申請資助的總金額,每年維持在一百七十至二百萬元範圍內,當批予的雜誌量增加,每份雜誌可獲的資助份額可能便因而稍減。《字花》已獲批兩年的撥款,今年傳聞仍獲支持,但金額即比去年的五十三萬(最高的一次資助額)較少。

有市場,亦需扶掖《字花》編輯之一袁兆昌表示,由於雜誌重文學與設計結合,使用進口紙材,《字花》成本相對較高。加上必有的稿費每期最高約四萬五千元、印刷費三萬五千元,每期基本開支已達八萬;而去年申請聘請全職員工而獲批,大力協助了編輯的處理行政工作,促進了雜誌的推廣。然而基於藝發局「愈暢銷資助愈少」的原則,突破了文學雜誌只可銷售三百本左右的一般行情、最高賣出逾千本的《字花》,來年可獲的資助將會稍減。

但《字花》在爭取資助的態度上,一如其編輯方向的進取:鄧小樺指出,《字花》在爭取資助時,明確表示《字花》不可聽憑資助金額任由宰割,必須有四十五萬元的一定標準才可出版。而純文學在社會的存在有其必要有的位置,這可證之於剛出院校的主流傳媒記者願意報道和推廣《字花》的出版和活動,以及在初中學生亦愛好閱讀如《天工開物.栩栩如真》的嚴肅文學作品,說明《字花》並非沒有市場的需求。

故袁兆昌認為,在現在藝發局資助機制下,長期在一定資助額下「分餅仔」,不免帶來此消彼長的可能,在《字花》而言,資助削減不免提早了加價壓力的來臨:然而現時二十九元的價格已處於瓶頸位置,稍提高價格亦可能令銷量下降。

而在政府稅收已有增加的社會條件下,葉輝提出除了增加資助總額、改善讓人不清楚仍批款標準的金錢資助機制外,藝發局亦應另有他法改善文學雜誌的生存環境,譬如支持二樓書店,鼓勵售賣文學作品,改善文學作品的發行網絡,「渠塞掉了應該貫通才對」。

miryang3.jpg

text:鄭政恆 

救贖需要來自內在,不是因為現實特別美麗或具有意義,而是因為我們必需具有一個理由才會繼續活下去,即使是在這個殘酷、陰霾的城市。
——李滄東(《密陽》導演)

「密陽是一個怎樣的地方?」申愛和她的弟弟問了同一個問題。那你呢,看完了電影,你會怎樣回答呢。對。是我在問。

密陽,祕密的陽光。喪夫的申愛帶著她的兒子從首爾來到密陽,希望重新活過,一切重新開始。她慢慢地融入了社區,開展新的工作,新的事業。就在此時,她的兒子給綁架,慘遭撕票。凶手雖然找到了,但申愛無法擺脫悲痛。後來,申愛從教會聚會中得到平安和喜樂,逐漸平復過來,更決心寬恕凶手,主動去探望他。她才驚覺凶手信了上帝,成了一名蒙恩赦罪的基督徒。申愛受不了打擊,決意背叛上帝。

到底,密陽是一個怎樣的地方?它只是一個普通平凡的鄉鎮。然而,有心的人又從一個小城看見一個世界。

按道理說,電影中的申愛並不是甚麼信徒,從一開始到最後,她都一無所信,在教會她感到喜悅,又感到喪子之痛可以淡淡流逝,在群體之中感受慰藉。她的朋友宗燦也是一樣,他是為了追求她才上教會,後來習慣了,感覺良好,就成了教徒。可能,真正的信徒要算上那個惡貫滿盈的囚犯,雖然我們對他所知並不多。

後來,申愛挑戰上帝,每做一件壞事都喃喃向天詢望:「你在看嗎?你在看嗎?」我們是明白的,我們時時刻刻都想到正義的問題——為甚麼不幸臨到我身上?為甚麼會有人這樣對我?為甚麼會有人要陷我於絕境?這公平嗎?然而,更難回答的是——正義是甚麼?向他報復嗎?以牙還牙,以眼還眼嗎?這又公平嗎?為甚麼好人要死?壞人在暗角裡偷笑?還過得舒坦無恙。想下去,只會令人生氣。

上帝回答說寬恕,但作為人的我們做不到,我們巴不得親手了斷,至少看到仇人留淚痛哭跪地求饒。如此反映了一個事實,我們相信自己比他人更正義。

電影的尾聲,申愛離開精神病院的一天,她要去剪髮,又在理髮店重遇殺子仇人的女兒。剪髮中途,申愛站起來,離開理髮店,後來回到家裡,拿起剪刀,找一把椅子,親自動手剪髮。

對。我真的很欣賞電影的結尾,雖然有人會嫌它抽象了一點。當申愛重遇仇人的女兒,正好表示人間現實的種種不幸,帶來了——痛苦,哀愁,憤怒,怨憎,惱恨,煩憂。這些佔去了人生的一部分;申愛動手剪髮則代表了人的努力,反抗,改變和挽回。這些也佔去了人生的一部分。最後,電影拍攝申愛動手剪下的幾絡輕盈的頭髮,隨風翻捲,略過淺洼上的密陽,祕密的光。而密陽,可能就是電影中多番提到的上帝的旨意,內在的隱秘,那不動聲色的旁觀者。還有呢,還有就是溫煦的微笑。

img_3047b.jpg

新增伙伴書店:序言書室

地址︰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(銀行中心Body Shop對面)
電話︰2395 0031
電郵︰info@hkreaders.com
營業時間︰中午12時至半夜12時

text: 呂永佳 

《色.戒》裡的「色」、「戒」二字,堪可玩味,色若聯繫「性」,則表現那種一時的、急速的、表面的官能快感;「戒」一方面指向「戒指」,盛載著天真浪漫的永恒幻想,在另一方面卻以一種「戒嚴」、「戒備」的姿態,衝進兩位主角易默成和王佳芝(或俗人)的心中。

《色.戒》中的人性和情慾關係都是融入於這組矛盾又相合的心理關係裡。長期處於恐懼狀態中的易先生,只有在變態激烈的性愛裡尋找自己;王佳芝對鄺裕民的愛情,直像鄺裕民的愛國情緒,彷彿失心般的在城市裡亂衝亂撞,然而在迷失的時刻,自我在性愛過程中浮現出來,與時代的形勢造成尖銳矛盾,真情假意,竟不自控的向眼前的易先生唱一曲「天涯歌女」,這竟又成為一段又一段憾人心扉的招魂曲。他們在短暫偷情的性愛裡找到了永恒,在悠長的現實世界裡卻是惡夢連連。張愛玲筆下那種宿命愛情關係,在《色.戒》中有了相當精彩的演繹。

《色,戒》中的兩個主角刻劃得相當立體細緻。相對於原著,易先生的「血肉」性大增,彷彿拿走那冷漠的漢奸臉譜,便看到他那一張血肉模糊、扭曲的真實臉容;電影裡的王佳芝加入特務行列,最大的力量在於她對於鄺裕民的鍾情。這種鍾情把她推擠至激烈的抗日愛國情緒當中。但後來她卻糊里糊塗地失身於梁潤生,鍾情付出了代價,她一步一步陷入虛無的深淵–她的存在價值就慢慢變得只餘下那份對易先生的虛偽假意。看到粉紅色的鑽戒,她一下子動了真情,三輪車上風車轉轉,她便彷彿像風一樣,吹到甚麼地方都可以了–真正的自己回來了。

然而張愛玲之所以在文壇上獨樹一織,我們實在不得不注意她關注的是「淪陷區」的市民生活。且先看她的散文〈燼餘錄〉的一小段:「房子可以炸掉,錢轉眼可以變成廢紙,人可以死,自己更是朝不保暮。像唐詩上的『悽悽去親愛,泛泛入烟霧』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掛的虛空和絕望。人們受不了這個,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,因而結婚了。」[1]淪陷的意義,在於極速以致扭曲的變化,加上死亡過大的陰影威嚇。戰爭的恐怖與虛空,有些人會像易太太般,只敢在俗事上花心思。在戰爭的陰霾裡,麻雀和物質的意義在於:可以不求甚解、可以活得快活一點、可以找著一點東西,而不至於被虛空吞噬;有些人像王佳芝等,希望找到自己的生存意義。真愛永恒即使在粉紅色鑽戒裡,只是在萬分之一秒裡閃出身影、即使深知這是一場無望的幻覺,她都巴不得用自己的生命作注、倒進去–行刑的時候,他們面向著無底深淵。

所以原著裡最精彩的地方是說一段淪陷的愛情,而淪陷的特質在於,愛情一旦出現,便告淪陷。張愛玲寫王佳芝動心的一段是這樣寫的:「他的側影迎著檯燈,目光下視,睫毛像米色的蛾翅,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,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。 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,她突然想,心下轟然一聲,若有所失。」[2]接著便是一聲喪失理智的「快走」,戰爭之中,人們來不及細想,也想不了。

張愛玲強調的是一種閃現的真情,一種幾乎彷如誤落流星般的動情感,而流星的火光,在於這動情之後的餘韻:後悔、惘然,還有人世的不可理喻。然而這些彷彿都不重要了。但要注意的是,如要表現這一種來不及細想的生命的倉卒,兩個多小時的電影,則顯得太長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的最後一鏡,叫人動容。易先生在王佳芝的房間裡緬懷愛情落空–不單是愛情,還有自我和信任;雪白的床單與自己的黑色的影子參差對照–黑白分明還是連在一起呢?床上的皺摺,彷彿告訴你,痕跡是存在的。那麼那是回憶的自慰,還是悔恨的疤痕呢?在上海這個淪陷區,彷彿都容不下了。



[1] 張愛玲:〈燼餘錄〉,《流言》,(香港:皇冠,2000年),頁47。[2] 張愛玲:〈色,戒〉,《惘然記》,(香港:皇冠,1999年),頁30。

原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網頁

text:恒一

(本文包含大量電影、小說的情節及結局內容,未看電影、小說的朋友小心。)

  關於《太陽照常升起》,姜文如是說:「看不懂是因為想得太多了,我十歲的女兒和老母親都能看懂,我相信中國觀眾的心裡特别明白。」然而,看罷這部奇異的電影,作為(我想他指主要是指經歷過文革的)「中國」意識和認識都單薄的香港人,而又不甘心「看不明」,難免是要想得太多,企圖找到一個解讀方法。 

然而,本文並非「解謎」文章,也太多人在做這事,做得比我好,我無謂重覆。對於片中餘下各種問題:例如黃秋生為何突然要自殺?「阿遼莎」到底是誰?路軌上的嬰兒真的是阿遼莎的兒子?孔維的肚像天鵝絨是什麼意思?其實一切倒有方法可以破解,片中留下的問題,片中都一樣留了答案,當然,這一點對港人而言是十分之難,一來要非常細心,二來要對「下放」年代的中國背景熟識,否則實在很難了解《太陽照常升起》中各種「看不明」的地方。這裡推介閱讀內地名bloger 王江月的文章「破解姜文《太陽照常升起》的密碼」一文,我以為這是我暫時讀過最清楚又最準確為本電影解話的文章,非常值得參考。

  坦白說,沒看高手們的文章時,我看罷本片也有十萬個不明白,但日子久了,有些心思沈澱下來,就找到一些「認識」本片的切入點。故本文不是要解明各位觀眾的「不明白」,而是只希望做「低手」的事,和大家討論電影中,以各人物「不明白」構成的「疏隔」敘事。

    

《太陽照常升起》和《天鵝絨》

  《太陽照常升起》乃改編自小說《天鵝絨》,拜讀過原著,你就會發現,儘管電影三分之二的骨架都是來自小說,但電影和小說根本在說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  就算是同一個情節,如電影中和小說中,都有這段:李東方(房祖名)和唐雨林(姜文)的妻子姚妹妹(孔維)有染,姚妹妹和李東方偷情時說:「他(唐雨林)說我的肚子像天鵝絨」(小說中是「他說我的皮膚像天鵝絨」),後來唐雨林發現了,李東方也前來自首甘願被他打死,但李一生都沒見過天鵝絨,無法明白天鵝絨是什麼東西而變成一個呆滯的人,唐雨林竟可憐他因此些而暫時留他一命,而且只要他一日不知什麼是天鵝絨,一日不殺他。小說中,李東方最後都沒有見過天鵝絨,但他告訴唐雨林,他已明白了天鵝絨是什麼,就是「跟姚妹妹的皮膚一樣。」,唐雨林就殺了他。電影版中,最後房祖明卻是自己找到了一塊天鵝絨,走到姜文面前仍追問為什麼說孔維的肚子像天鵝絨﹐雖然都一樣被姜文殺了,但小說中李東方是在「明白」中死去,電影中房祖名是在「不明白」中死去,這兩個不同的處理,大大決定了小說和電影語調之不同,以及故事主體的相異。

將《太陽照常升起》減去《天鵝絨》,其中比小說多出來、不同的東西,幾乎就可以說都是用來理解《太陽照常升起》合適切入點,我是這樣去解講本片的,其中所看到最深刻的,就是片中人和人之間一些無法互相理解的狀態。

  

「不明白」和夢 

  片中很多刻意製造的「疏離」情節,是小說中沒有的:

  • 韻和孔維在長途的沙漠旅程中,後者不斷說話,但周韻竟沒有答過一句,而令孔維由始至終都以為周韻不懂國語(但孔維卻仍樂於自說自話) 
  • 周韻瘋了之後,任何人都無法和她溝通,她每天都在搬石頭,連兒子房祖名都法得知她到底是有目的,還是只不過瘋了,房祖明無論如何都無法進入她的世界。

  • 周韻在天台用奇怪的口音念《黃鶴樓》,兒子和鄰居們,全沒有人聽得懂。

  • 房祖名對已死去的父親一無所知,母親、其他鄉友口中的父親都不怎相同。房祖明只偷看父親留下的信件的一兩頁,周韻就一把火將全部信都燒了,使他永遠無法得知父親的真正身份、真正形象。(觀眾亦不知)

  • 周韻遠到邊境看愛人的遺體,那邊接待的俄國婦人不斷安慰她,解說其愛人的死因,但俄國婦人不會中文,周韻亦不會俄文。 
  • 上文中提到房祖明帶著「不明白」的遺憾死去,他始終無法無沒,姜文和孔維之間的天鵝絨聯想。

  這些釀成角式間「不明白」的例子多不勝數,其中最特別的,就是周韻的愛人、房祖名的父親「阿遼莎」。按所有人的口供,「阿遼莎」是中國人,偏偏用上了這俄文詞語作名字,而阿遼莎是周韻及房祖名最親的人,片中偏偏沒說過其真名,而且以一個最疏離的異國詞語,代替最親的人的名字。片中周韻謂「阿遼莎」解作「最可愛的人」,但孔維卻帶笑含春地向房祖名說「阿遼莎」是蘇聯大炮的名字(將男人叫作「大炮」,實在是一種性象徵)。「最可愛的人」是紅色年代的字眼,即是指中國的軍人,「愛人/父親」抽像化為「軍人」這一個「非個人」的形象,亦是一個非常強烈的「疏離」敘事。

  以上的「不明白」,對片中所有角色而言,他們都沒有明白過來的一天,然而,在「不明白」的相互關係中,命運卻因種種「不明白」而扣在一起,「疏離」敘事之下的故事,卻非疏離。

  而將一等「不明白」的人扣起的,就是夢。按姜文自定,本片分為四個部:瘋、戀、槍、夢四個故事,實際上四個都是「夢」。夢中的鞋子、會說話的鳥、會飄走的草坪、水上整齊飄浮的衣服、沙漠的盡頭、鐵路上的嬰兒等,無不如夢一般超現實,單是片中的主要場境山區農村,都拍得像一個夢幻境地,一切的故事,都是源自周韻一個關於魚和鞋的夢,但拍出的感覺像我們在夢中感到的自然和真實,一班背負著別人都解不通的隱喻的人,共同組成了夢一樣的世事,然後成了歷史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多重「重複」 

  《聖經》曰:「一代過去,一代又來,地卻永遠長存;日頭出來,日頭落下,急歸所出之地。」《太陽照常升起》的片名就是來自這裡。為了貫徹這主旨,片中亦有大量「重複」的畫面和故事:

  • 瘋了周韻突然失蹤,房祖名立即通山跑找她,這情節出現了多次。(房祖名通山跑來跑去的時間,遠比他的對白多。)

  • 周韻錯亂無序地用奇怪方音,重複又重複朗誦《黃鶴樓》。 

  • 黃秋生唱歌時,在某一段落,眾女工總會一同提腿。

  • 眾女一個又一個順序接聽性騷擾電話,接聽前的表情和接聽後的反應全一樣。

  • 黃秋生不斷被示愛。

  • 姜文上山打獵,多次重複同樣的發炮的畫面。

  • 在姜文一段的故事中,同一句小號旋律出現了十多次。(題外話:看credit時留意到,配樂是久石壤,但小號卻是崔健操刀!真驚喜!)

  同樣,運用了重複技巧的地方[也不止上面這些,「重複」可以是單純造就一些藝術型式的表達技巧,但在本片中卻暗合了主題。片尾周韻在火車頂,抱著剛出生的嬰兒,向阿遼莎遺體所在方向、初升的紅日,直到影片落幕前都不斷重複高呼:「阿遼莎,別害怕!火車在上面停下啦!他一笑天就亮啦!」請記得「阿遼莎」代表了紅軍,而她手中的嬰兒便是日後的李東方,「東方」和紅日代表什麼,也不用多說,這隱約是對時代的回應。

  然而,這不止是紅色年代,也是直指到現在,因為日出、火車,象徵了歷史的延伸性、重複性,一代過去,一代又來,夢裡的故事,仍是繼續。

    

延伸閱讀:

王江月:「破解姜文《太陽照常升起》的密碼」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8392ee301000aee.html

家明絮語 v2.0:《太陽照常升起》 http://kamingsays.blogspot.com/2007/09/blog-post.html

《月台》12期正式出版,港台二台「思潮作動-文明單位」主持鄧小樺訪問了《月台》編輯鄭政恆和美術總監花苑,細談《月台》不死秘密、12期主題「灰爆」及crossover創作。

節目重溫

http://www.rthk.org.hk/rthk/radio2/89/20070917.html



訪客人次

  • 7,112 hits